王阳明即王守仁(1472-1528年),字伯安,浙江余姚人,明朝时期知名的哲学家、教育家、政治家和军事家,因筑室读书于故乡阳明洞,世称阳明先生。
王阳明于明弘治十八年(1505年)开始讲学活动,初到龙场(今贵阳西北)时,他也是处于逆境之中的,甚至有万念俱灰之感,因为他在讲学时遇到了瓶颈。但他后来通过冷静思索,进一步领悟孔孟之道,剖析程朱理学,终摆脱了当初讲学时“以经解经”的羁绊。在取得一定学习成果的基础上他又将自己累积的知识联系实际,终于创造除了芳泽后世的“知行合一”的学说。
强如王阳明,当初也是需要先学习前人的知识与智慧,尔后才能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。这对后人的启发不可谓不小。
除了学习过程值得我们深思,更重要的自然是他的学习成果。这里就从他的经典著作《传习录》开始认识。
《传习录》是王阳明的语录和论学的书信集,“传习”一词源于《论语》中“传不习乎”。“传不习乎”的意思也很有启发意义,甚至可以让人脸红。它意思是说导师能传授的道理、学问、智慧都传授了,你怎么能不去实际学习呢?
《传习录》全书共三卷。
上卷由王阳明本人审阅;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,是他晚年的著述;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,但较为具体地阐释了他晚年的思想,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“四句教”,即“无善无恶是心之体,有善有恶是意之动,知善知恶是良知,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”
注意,这个“四句教”很有必要详细了解下,哪怕在整个王阳明的思想中只记住这个“四句教”也算是赚大了。
解读:世上本无对与错、是与非,但人自从有了思想后,就会主动地判是非、辩对错。当能够达到明辨是非、判断对错并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时,就说明此人达到了致知的境界。而格物就是要按自己的判断做对的事,不做错的事。
读起来很无趣,希望下面粗暴的比喻能缓解下:
“一把菜刀”对应“无善无恶心之体 ”
“菜刀能切菜,同样能砍人”对应“有善有恶意之动”
“能够明确菜刀切菜为善,伤人为恶的认知便是良知”对应“知善知恶是良知 ”
“菜刀是用来切菜的不要拿它去害人”对应“为善去恶是格物”
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该书的核心思想——“知行合一”。
这是王阳明在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的基础上,进一步批判朱熹的理学思想而总结出来的成果。具体论述如下:
首先,在强调知行问题上,朱熹主张知先行后、行重知轻。王阳明虽然继承了朱熹重行的传统,但却批判了朱熹将知行二者割裂的论调,并指出他的论调从根本上说是将心与理一分为二。因此,王阳明提出了“行知合一”的主张。“知行合一”可以这么理解:知是行的主意,行是知的工夫,知不能弃行,行不能弃思。
其次,“知行”原是合一的,所以自己体会自已的“良知”是很容易的。但因“心”被“私欲”所蒙蔽,才产生“知行不一”的问题。为此,他说:“是非之心,人皆有之,即所谓良知也,孰无良知乎?但不能致之耳。他教人把良知本体和修养工夫融为一体,并认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是“知”的体现,而在良知本体和道德修养工夫上并无“知”与“行”的分别。
另外,在了解一位人物,接触一种学说之前,还应该了解下时代背景。王阳明提出“知行合一”与人们的生活条件、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密切相关。明代中叶以后,社会时有动乱,宗法伦理纲常已被冲击得支离破碎,其实后人从当时流行的一些话本小说中也可以看出来。王阳明以治疗天下弊病妙手自诩,经过一番深思熟虑,终在龙场悟道时提出了“行如合一”的观点。要知道“知”“行”一旦分开,对于解决当时社会问题,即消除当时违背宗法伦理纲常的行为是不起任何作用的。可见他的这一学说的价值所在。
王阳明龙场故居
回过头来看,王阳明“龙场悟道”至关重要。而且他也意识到了分享传播的意义,为此他在悟道之地贵州创办了龙冈书院,又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请,主讲文明书院,一时之间,学子云集,风气大开,对贵州的自由讲学之风起了推动作用。后来的阳明书院,正学书院,南皋书院都继承了这一传统。
自王阳明讲学至今,这种书院式的讲学之风虽并未中断,但此仍是受极少数人的业余爱好所驱动。
所以在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,我们应牢记民族复兴离不开民族文化的繁荣兴盛。而且,为此,国家在行动,相关团体与组织在行动,个体亦应需要做出行动,以期早日实现重振我泱泱中华之雄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