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德书院：孔子是春秋末年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儒家创始者。他一生读过许多书，写过许多书，教过许多书，在当时，没有谁的学问能超过他。然而，到了中年以后，他却想从头学《周易》，他说学《易》，就可以不犯什么错误了。(子曰：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——论语·述而)
因为反复研读周易，把编联竹简的牛皮带子都弄断好多次，故给后人留下了形容勤奋学习的成语——“韦编三绝”。
五十岁的孔子通过研究生生不已的《易》，对天命之纯完全吃透，实现了天道性命的贯通、天道人道的冥合，逐渐达至“耳顺”乃至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境界。
回忆一下孔子在学成之前的经历：
《左传》记载孔子五十岁时在鲁国见到了《易象》。晋侯使韩宣子来聘……观书于太史氏，见《易象》与《鲁春秋》，曰:“周礼尽在鲁矣，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矣。”(昭公二年)
由韩宣子所言可以看出，《易象》为周公阐释《周易》的书，主要是发扬了他的敬德理念，这就很容易与仰慕周公、重德务德的孔子产生共鸣。
《四库全书》曾以“推天道以明人事”概括《周易》的特征(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)，而孔子本人的思想性格，对万物背后的统一规律有着强烈的探索兴趣，这也是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所必不可少的。
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多次提到“吾道一以贯之”(《里仁》)、“予一以贯之”(《卫灵公》)。他在《述而》中对“举一反三”的强调，也体现着类似的精神向度。孔子的“一贯之道”究竟是什么?曾子认为是忠恕之道(《里仁》)。如果就人道而言，这或许不错;但是，如果以此概括孔子为学的全体，似乎并不可以。因此，与曾子的对话很可能发生在孔子晚年好《易》之前。如此不谋而合，当他发现真正的《易》之精髓时自然会沉浸其中。
孔子迷上《易》后，他的弟子对此颇有微词。子贡对孔子说您老人家现在如此沉溺学《易》岂不是有违往日对我们的教诲?
对此，孔子解释说道：“察其要者，不诡其福”——自己好《易》并不是安于卜筮之用，与之对应的是世人对《易》的理解多停留在它最次要的功用上。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它的“要”。这里的“要”，即德义。摆脱占筮的形式，以德义的角度对《易》的卦乂辞进行创造性的解释。
孔子五十岁开始学《易》，经过一个漫长的探索、领悟过程，十余年上下求索的学《易》、研《易》，六十八岁自卫国回到鲁国后更是“居则在席、行则在囊”，才逐渐晚而喜之、老而好之。
孔子对《易》的态度由早年时只知其名、未得其实，到五十岁时开始学《易》、好《易》再到喜《易》(太史公曰：“盖孔子晚而喜《易》——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)，这个转变历程与孔子厘定的学问三层次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如出一辙，这句话虽不一定是对自己易学心路的完全摹写，但从他对的易学态度的转变来看，这句话的内涵还是有所体现的。
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;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;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。(上士听了道的理论，努力去实行;中士听了道的理论，将信将疑;下士听了道的理论，哈哈大笑。)早年的孔子对《易》只知其名，不知其实，后尝尽人间冷暖与世事无常后，才于偶然间得知学习《易经》之要的重要性。
圣人如此，圣人经历也已昭昭在册，后人又有什么理由不去鉴之呢?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