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时19年完成，涵盖16朝1362年历史，被誉为“帝王教科书”;
记录国家盛衰，民族兴亡的事件，作为历史借鉴;
康熙曾留下107条批注，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，称每读都获益匪浅;
在管理企业、参与竞争、识人用人等方面给予后人诸多启示，历代王侯将相、各界要人、文人骚客均争读不止;
《资治通鉴》是司马光编撰的一部编年体史学巨著，在浩瀚的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，历经了不同朝代的熔炼，凝聚了华夏儿女的无穷智慧，因此大到治国理政，小到团队、部门、企业的管理用人，都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借鉴和启发。
一、企业用人
周郝王三年(公元前312年)，燕昭王就人才招募问郭槐，
郭槐讲：“古时候有个君主派一个负责洒扫的涓人用千金去求购千里马，那个人找到一匹已死的千里马，用五百金买下马头带回。君主大怒，涓人解释说‘死马你还买，何况活的呢。天下人知道了，好马就会送上来的’。不到一年，果然得到了三千匹千里马。现在大王你打算招致人才，就请先从我郭槐开始，比我贤良的人，就会不远万里前来的”。
于是燕昭王为郭槐翻建府第，尊为老师。各地的贤士果然争相来到燕国：乐毅从魏国来，剧辛从赵国来。昭王奉乐毅为亚卿高位，委托以国家大事。
现在许多企业为了把企业做强做大，也是求贤若渴。但是没有找到招揽人才的方法。如果企业能够向燕昭王对待郭槐一样，那么何愁像乐毅，剧辛这样的人不来投呢?
二、企业文化
唐太宗对侍臣说：“我看《隋炀帝集》，思想深奥，知识广博，觉得知道他应该是尧舜一类的人，而不是桀纣一类的人，然而为什么他做事往往相反呢?”
魏征回答说：“他嘴上说着尧舜之言，做事却像桀纣一样，自己不反省，最终导致了失败。”
后来，有大臣上奏请唐太宗做《文集》，唐太宗说：“我发布的命令，有益于人民的，史书上自然会记载，足为不朽。如果没有益处，做了《文集》又能怎样?梁武帝父子、陈后主、隋炀帝都有《文集》，也避免不了亡国的下场。如果不行德政，做文章又有什么意思!”
唐太宗知道光说是没有用的，别人不是看你说的多好，而是看你做得多好。
那么我们企业的“文化手册”，是否有一点点像《隋炀帝集》呢?
三、领导职责
一次，文侯请自己的谋士田子方喝酒，文侯忽然对旁边敲击编钟的乐师说：“钟声的音阶有问题，左边的偏高了。”田子方笑了。
文侯问：“笑什么?我说错了么?”
子方说：“我听说，领导者明白如何挑选乐官，但不明白如何挑选乐师。现在您对乐师很有感觉，我怕您对乐官反而没了感觉。”
文侯说：“说的对。”
领导者的职责是掌握大方向，然后设职任人，制定好游戏规则就是了，过于干涉下属的工作，一切就乱套了。而且自己也会疲于奔命，反而对重大的事情不能顾及。
四、诚信经营
商鞅担心自己的变法百姓不完全信服，便在国都咸阳的南门立了根三丈高的木杆，贴出告示说，“谁能把木杆移到北门，奖赏十金”。
百姓或以为开玩笑或以为神经有毛病，无人搭理。
商鞅又贴出告示，“赏金涨到五十金”。
于是就有一个人将木杆从南门移到了北门，商鞅当时就给了他五十金，接着就公布了自己的法令。
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。你如果坚持一个信字，你的朋友也会出奇的多。
尤其是作为团队的领导人，令行却不能禁止，与日常点滴的信用流失不无关系。
五、执行管理
商鞅变法实施了一年，百姓前往咸阳来申诉新法不便的数以千计，这时太子也触犯了法令。
商鞅说：“法令不能推行，就在于上层人犯法。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，不可以刑罚。”
于是处罚了太子傅公子虔，并按照刑罚规定在太子师公孙贾脸上刺了字。
第二天，秦国再也没人来抱怨新法。
新法推行十年，秦国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百姓兴奋于为国作战，而不敢在私下打架。当初申诉的百姓，也有来称赞新法的便利的了。
商鞅说：“这些都是扰乱新法实施的人，把他们全部迁移到边疆。此后，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新法了。”
一支不能令行禁止的队伍肯定也不会有持续的成绩。你的团队如果有幸真的做到了，看起来也许有些呆板，但它的确能让公司最后执行能力极强，成就大事。
总之，《资治通鉴》的核心是讲国家的兴衰、治乱，权力政治，管理和用人识人的艺术，对我们今天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，就像曾国藩说的：“窃以先哲惊世之书。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《资治通鉴》，其论古皆折忠至当，开拓心胸。”
